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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（8月5日）上午，两张截图火遍了网络，将字节跳动这家势头正健的科技巨头拖入舆论漩涡。

一张是字节跳动旗下“大力教育”管理团队的一封手写裁员公告，另一张是一名大力教育员工的好友圈截图：2021-05-05 全体人民 原地失业。

其实，张一鸣和字节跳动给教育业务押了很大的宝。

从2018年发力教育业务开始，到2020年正式发布“大力教育”品牌，字节跳动通过自研和收购铺开了20多个教育项目，并且不是简单设立培训机构，而是以“创新”、“科技”为大旗，横跨作业灯等硬件产品和软件、服务，覆盖Pre-k、K12、成人教育，涵盖多学科和多课程。

看起来，字节跳动通过大力教育扮演了“教育产业科技化”的先锋角色，果然是科技巨头的风范。然而，一朝解散的命运，当真只是国家为了压制资本或者避免“鸡娃”以提高生育率？

这样的段子只能拿来乐呵，“大力最终没有出奇迹”的失败结局，真正的本质依然在于两个字：“不公”。

“科技式教育”碰壁

字节跳动眼馋教育这块蛋糕的故事，要追溯到2016年。

那会儿张一鸣跟俞敏洪俩人碰了头，当然，并不是谈论字节跳动与新东方的合并事宜，而是给科技与教育两大产业的发展路径定调：科技公司跟教育机构合作是必然的趋势，这样才是实现技术和数据的最优化结合。

用大力教育CEO陈林的话来说，就是字节跳动把2016年到2017年定位为“对教育业务的思考期”。陈林是什么人？可能有部分读者很熟，但对于另一部分不熟的朋友来说，原今日头条CEO、创新业务负责人这两个头衔，围绕字节对教育业务的定位，是不是足以说明一些问题？

第一个头衔，今日头条乃是触发和巩固字节跳动做教育意向的重要窗口。仅以2017年为例，今日头条教育类文章阅读总量突破了107亿，悟空问答上的教育类问答阅读总量已超过190亿，而今日头条副总编辑徐一龙指出，教育机构获客成本在20%-40%之间，流量若能降低成本，则商业价值不可估量。第二个头衔，关系到“创新”二字，下文详述。

于是字节跳动就开始大张旗鼓做教育事业，2018年便是落地的节点。

该怎么将教育业务做得“更科技”、“更字节跳动”？作为科技巨头，字节跳动自然不能说请几个老师、办几个培训班就能完事。那么，擅长做创新业务的陈林自然便大有用武之地。

我们先按照设立时间顺序通览一遍字节跳动-大力教育的业务矩阵：

2018年：GOGOKID（首款产品，面向4~12岁儿童与青少年，提供外教英语在线一对一业务）、AI学（收购）、开言英语（收购，成人教育产品）；

2019年：清北网校（收购，面向6~18岁中小学生课程，布局K12）、极课大数据（收购，布局进校业务）；

2020年：瓜瓜龙启蒙（面向3~8岁儿童，提供人文、英语、思维三类学科，布局启蒙业务）、学浪（百亿流量补贴教育创作者）、你拍一（收购，为3~12岁儿童提供同步数学知识课程，强化数理思维、素质教育）、大力智能。

如果说2018年是字节跳动真正开始落地教育业务的序幕，那么到2020年正式发布“大力教育”品牌，将瓜瓜龙、你拍一、GOGOKID、清北网校悉数囊括其中，就是字节跳动吹响了全面进军教育阵地的号角。

这个矩阵和发展模式，“科技”在什么地方？带有多少“字节跳动”的科技公司色彩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。

矩阵式、App式发展，一方面是多种教学服务以App模式呈现，另一方面这些App还构成了矩阵。字节跳动素有“App工厂”的名头，以往每次业务布局都是以一款主力核心App为落点，但是考虑到教育面对的人群构成较为宽泛复杂，故而罕见地拿出一群产品和业务构成庞大阵容。

侧重与科技事业相关的学科，例如瓜瓜龙为3~8岁儿童提供AI动画课程，含有人文、英语、思维等三类学科产品。

借助在线模式，例如清北网校提供在线直播大班辅导服务。

软硬件结合，例如2020年品牌发布会上推出的大力智能作业灯：基础性质的照明功能；由于灯杆上嵌入了手机大小的屏幕，顶部灯管中心配备了AI摄像头，这就让作业灯能够实现类似手机的视频、通话衍生功能；将作业灯结合到信息库，用户手指指向课本，可通过屏幕获得实时查词、跟读、讲解等功能服务。

“大力教育”也有智能学习灯等硬件

不能不夸奖字节跳动的构想很好，但敌不过更为宏观的背景力量。

上月24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（即 “双减” 意见）。不但对义务阶段学生的课业压力、作业时长等做出了可量化的硬性规定，还要求“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，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”。恍惚之间，笔者有了一种梦回90年代初、在放学后的留校班里写作业的感觉。

“双减”甚至对课后补习机构的投融资、业务类型、经营时间等，提出了严格要求。更是要求培训机构聘请的在境内的外籍人员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，同时“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”。

以后外教必须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

于是，这份红头文件几乎成为了中国课外培训产业的死刑判决书。有瓜瓜龙平台员工，对前来拜访的媒体表示：看“双减”前半部分，我还没什么感觉……直到最后一段提到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，“整个人瘫坐在办公椅上，不想工作了。”

文章开头的一幕，也就这样突如其来。目前，“大力教育”旗下各平台以及状况如下：

瓜瓜龙，目前已开始裁撤辅导老师岗位，根据媒体了解，已知的计划是在8月底前裁撤50%以上的体验课辅导老师；你拍一，目前应用已下架，在完成善后工作后将停止运营；GOGOKID，目前应用已下架，在完成善后工作后将停止运营；清北网校，现已停止了所有外部投放，下线了所有初中阶段系统课程。据知情人士表示，接下来将暂停初中阶段的招生，裁撤体验课辅导老师，但承诺会继续服务已经报名的用户。

现阶段，“大力教育”裁撤的主要是一些边缘岗位。如“瓜瓜龙”平台的体验课辅导老师岗位。按照岗位定职，这些岗位主要负责瓜瓜龙几元、十几元体验课程的辅导答疑和系统课的销售。

而根据“大力教育”的内部公告，这些被裁撤的辅导老师将拿到“N+2”的补偿。但鉴于瓜瓜龙App上线运营仅一年半实际，所以绝大多数人员实际多数仅领到3个月的遣散补偿而已。

如无意外，你拍一、GOGOKID这两个平台铁定将被放弃。而尚可挽救一把的瓜瓜龙、清北网校，将会向着中小学生素质教育、成人再教育方向转型。尽管这个市场，规模远小于刚刚覆灭的学科培训。

当然，遭到“铁拳”制裁的不仅仅“大力教育”一家。无论学而思、猿辅导、新东方，整个K12产业，随着“双减”下达，几乎是一夕之间“萎了”的结局。

归因：“内卷”时代的不公

字节跳动的“大力教育”为何中道崩殂？这就要考察学校之外培训教育的最大弊病：公正性的缺失，以及发展态势的扭曲。这种本质性的短板，并不是从模式上加以创新，或者带有一定的科技特征便能解决。

中小学喊“减负”，其实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，可谓由来日久。然而从上世纪末减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，到底减啥样了，本文的读者想必心知肚明——非“作业繁重”没减下来，最后演变成了更加繁重，还捎带上一堆培训班，必须周末、寒暑假连轴转；家长也要因为每日的作业辅导问题和日常的高额补习班支出，普遍身心俱疲。

归根结底，“减负”很多时候只是个幌子。减来减去，也只不过是硬性要求学校不得布置过多的课后作业，以及严禁在校内开设补习班而已。出于让子女学习更好的朴素愿望，家长的补课需求一直存在，焦虑也长期存在。而随着资本渗入教育领域，嗅到商机的资本立即利用了家长的焦虑，并竭尽所能将之放大。

某烂俗套的西谚有云：雪崩之下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焦虑感的营造并非一日之功，但需要为此负责的人却不知凡几，甚至包括笔者。

9年前的2012年，笔者曾在国内某头部网络营销公司就职，专门负责为某大客户就其“海外游学”业务进行网络口碑营销。

所谓“游学”，字面上的意思就是：远游各地，访师求学。近代以前，无论中外，受制于落后交通能力与通讯方式，学者在学成后成名前，需要远游各各处。或访师、或会友，要么是同道中人切磋交流。

不少“海外游学”本质上就是旅游

但“海外游学”只是假托“游学”之名的旅游项目：让一群十多岁孩童利用寒暑假，组团去欧洲或者美国转上一圈，参观各地著名学府、博物馆等等，一般耗时一到两周，收费一般数万元。

然而，它又以如此具有欺骗性的名称，在那个国人还痴迷美欧，幻想去发达国家留学的年代里，让诸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产生出联想——是不是我的孩子去了，就可以开拓视野和同学们拉开距离？是不是未来，就有希望考上去“游学”过的海外名校？

在如此光环加持下，价格虚高是肯定的。在2012年，类似的“海外游学”项目，报价从3万起，最高的可达近10万。实际上，这样一笔钱，其实完全可以负担一家三口出国来个短期亲子游开销。

然而其可怕在于攀比心。一旦班里有一个孩子出去了一趟，则势必引起整个班的跟风。“海外游学”有没有用是一回事，但是孩子却知道——班里别的同学都去了，但我却没有。

家庭条件优渥的人家终究是少数，即便今日，让多数家庭动辄掏大几万出来，也是需要一番思量的。然而绝大多数父母为了孩子不“低人一等”，最终还是咬着牙买单。

从全新的角度去制造一种新的市场需求，并通过攀比心理、从众心态、宠爱子女等多种角度，半强迫地使消费者为此买单。“海外游学”是一种典型的消费陷阱。而同样的心态放到补习问题上——班里只要有一个孩子开始购买课外辅导服务，那势必引发连锁反应。在普遍性的焦虑之下，补课就如同大国间的军备竞赛，在家长之间愈演愈烈。

我国高中阶段的补课基本毫无意义，这是已经被国内教育业用统计数据最终证明的。而义务教育阶段的补课，其实效果也非常值得怀疑。但正所谓别人都补了，我们怎么能不补？也许人人补，等于人人没补，但是如果自己的孩子没有补，那就等于就他一个人减了分。

在浩浩荡荡的“内卷”之下，人的心态也是高度扭曲的。

2016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新闻这样说：上海一所有名的幼升小辅导班，到了报名时间，爸爸妈妈们都早上5点不到便排起了队。更有甚者，一个转手的辅导班名额，竟然被炒到了五、六千元之多（注意，这是2016年）。

由于上了新闻遭到曝光，这所辅导班很快就引起了上海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。在随后的官方调查中，这家已经经营数年口碑卓著的幼升小辅导班，被查出竟然是没有资质的。

幼升小面试需要上培训班

既然没有资质，那么结局就只有遭到取缔一途了。然而众多年轻的爸爸、妈妈却对此毫不领情。因为在家长们看来，即便是没有资质，可是自己的宝宝上了之后，就能考上优质私立小学呀！

始于幼升小的这场“内卷”之路，终点通常是高考。而总有一些幸运儿，或因天资聪慧，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，能够在高考中迈入最高阶象牙塔。

但是，那些最后考进顶级名校的“强者”，就真的代表其父母从这场内部恶性竞争中取得了胜利？人毕竟不是弹簧，即便弹簧，也是有金属疲劳问题的。

实际上，即使进入大学，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却已经在长期学校、补习班的连轴转中，身心俱疲，出现了显著的心理问题。

北京大学校属精神科医生徐凯文，曾就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学生心理问题，在学校内部进行过统计调查。结果也是令人震惊的：在北大一年级入学的新生中，有30.4%的人厌恶学习，40.4%的学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。

被驱赶着行动的做题家不在少数

难以想象，这里云集着全国最优秀的年青一代。而在北京某重点中学执教的朋友，更是对徐凯文直言：高中部几乎每班都有因为心理疾病弃学的孩子。在不久之前，这些弃学的孩子还是全北京最杰出的“做题家”之一。而现在，他们却时常出现在班主任的噩梦中——班主任的最大的噩梦，就是梦见这些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在校内自杀。

徐凯文医生最后感叹道：你们用焦虑养出来的娃，最后都送到我这里了。

教育问题，关乎家庭的攀登阶层的希望。受教育权利的不公，是仅次于生存权问题外，人类世界最大的不平等。

好在，社会主义的这计铁拳，终于轰了下来。

而这计铁拳也证明了一件事情：一旦我们的政府下定决心去认真做的时候，是可以做成事情的。即便是面临遭到教培机构“百万漕工”绑架政策的困局，依旧能够坚定不渝地执行下去。

显然，这便是体制的优势了。

实际上，这只代表着分配公平的“铁拳”，也一直在教育领域内挥舞。

2019年6月之后，私立学校也被禁止筛选学生。我们上文提到“幼生小”乃至于“小升初”时候的乌烟瘴气，才得到有效控制。

国家对教育成本的管控，绝不会止于“双减”政策。然而，这不是为了打压，而是为了长治。所谓按下葫芦浮起了瓢，“双减”的最直接后果便是，双休日和暑期学生安置问题，进而包括体制内教师职业发展、公立教学资源的平均分配等系统性问题，仍需要按部就班去一一解决。

我们的下一代，决不能只擅长“做题”

改善教育、课外辅导，诚然科技和模式创新是必不可少的手段，但却不能单一依赖，仍然需要更为宏观层面的调控与把握。

字节跳动在教育业务上的受挫，与其说是开倒车，倒不如说是拨乱反正的一次代价。终究，科技能够让你跑得更快，但前提是方向正确，而非一路跑向断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