旧岁之末新年伊始，驯服名为“资本”猛兽的工作仍在继续。

这一次，我们要为这头猛兽套上一道，名为“国有资本”的缰绳，使之能在逐利而行的时候，也为这个社会尽一份责任。

被“收编”的蚂蚁消金

就在“平安夜”当天（12月24日），多家企业发布公告称，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（由蚂蚁集团剥离“花呗”和“借呗”这两个主营业务后单独组建，下文称“蚂蚁消金”）向全体增资认购方增发注册资本220亿元。

增资情况大致如下：

蚂蚁集团增资110亿元，维持50%持股比例不变；

中国信达出资60亿元，持股达到了20%。

此外，舜宇光学、博冠科技、鱼跃医疗、渝富资本分别出资18亿元、13.22亿元、10.98亿和7.8亿元。

其中，出资60亿直接成为第二大股东的中国信达尤为值得关注。这不但因其主营业务，专司收购与经营金融机构剥离的本外币不良资产、追偿本外币债务等，更因其由中国财政部直接控股，堪称国家队中的国家队。

而如果将中国信达旗下南洋商业银行持有的4%股份，以及由重庆国资委实控的渝富资本那7.8亿也算上，则通过本次增资后，“国家队”对蚂蚁消金的控股比例达到了26.6%。

根据普遍商业规则，官方已经在这个商业实体内掌握了相当的发言权。而蚂蚁消金也由一家得到官方投资的私营企业，变成了一家事实上的混合所有制企业。

不惜以冲击原有股权结构的方式，从原本80亿规模增资至300亿，原因无非有二：

首先，花呗和借呗的总用户数达到了5亿规模，80亿的总资本与之相比未免微不足道，所以增资也就意味着大幅度削减杠杆，符合当前“去杠杆化”的大原则；

其次，消费金融贷这一块，如果控制适度，可以对消费产生正向刺激，进而拉动经济，但若出现失控，则会产生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，所以国资必须直接进入，而且不能以南洋商业银行那种间接的形式。

当然，如此翻天覆地之下，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
首先当然是增资带来的资本充足，不但减了杠杆，而且有“国家队”亲自坐镇，在很多业务得以继续开展下去。

再者，让国有资本大比例入股，有利于其对业务行为进行直接的监管和把控，从而规避了可能会导致商誉受损的各种事后制裁。也许国资的大比例进入，可能会损失部分话语权以及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，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，这意味着企业和官方互信基础的恢复。

甚至，财政部指数的中国信达能够大资本入股这点本身，也可以视为官方间接表明了对阿里巴巴集团的态度——对互联网企业的这一轮整肃行动，似乎已近尾声。

总而言之，蚂蚁集团最大的不确定性问题现在似乎已经有了答案。其传递出的讯息，对于整个互联网板块而言，都可以算是一项重大利好。

很多人等待了近一年的第二只“靴子”，现在已经算是落地了。

必须被按死的“镰刀”

为什么要对这一家企业折腾那么大动静？归根结底，是掌握普惠金融手段的企业，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。

金融机构放出贷款，通常以借贷人能否偿付作为界定标准。

或者考察其当前收入状况，要么是凭借住宅、汽车等动产、不动产充当抵押物。个人消费行为模式和信用记录，通常只作为评估是否放贷的要素之一。

然而自持通过淘宝平台，手握了7亿人历年消费数据的“马总统”，却并不这么看。他认为，在借贷时将借贷人是否有足够抵值贷款的财物作为是否放贷的依据，是非常不合适的，因为那意味着只有“有钱人”才能借到钱，是“十足的当铺思维”：

“银行就喜欢给有钱人贷款，给那些不需要钱的企业贷款，结果原来很好的企业都变坏了。”

当然，“马总统”反对的还不止是放贷的标准。对于官方制定的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，他也是一肚子怨言。其甚至公开宣称，官方基于《新巴塞尔资本协议》原则，为互金企业定出的资本充足率，更是一种无聊的“老人思维”。

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，“马总统”到底是没按耐住，将传统商业银行与监管部门“批判了一番”，弄出了个大新闻。

于是，这顿“嘴炮”，也成为了蚂蚁集团IPO在最后倒计时被喊停，以及之后所有整顿行动的直接导火索。

在此之后，各种监管机构排着队上门，企业估值也一度被砍到了“脚脖子”。

有人将蚂蚁集团的这番光景，简单归纳为“冒犯监管方的下场”。然而这样的评语，明显太过简单粗暴了。

导致蚂蚁集团遭到突然“严管”的原因，与其说是官方感觉遭到了“冒犯”，不如讲是马云的这番“高论”，令监管方深切感受到了消费贷业务彻底失控的危险。

实际上，小范围的失控，不久前已经发生过，并几乎酿成了大事件。

自2010年消费分期概念兴起以后，校园贷、学生贷等挂着各色“羊头”的消费贷，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有过一波泛滥的趋势。至2016年，因为“裸贷”事件而引来各地严厉监管之前，曾经历过一段长达6~7年的野蛮生长历史，最后给社会留下了“满地鸡毛”。

彼时，众多莘莘学子、急需资金周转的底层劳动者们，曾经深陷债务陷阱。

除了恶名昭彰的“裸贷”外，强迫逾期女性“坐台”还款者有之，借几千元而误中套路贷最后被迫卖房者有之……在数年间，因为各色消费贷而引发的刑事案件数以万计，为了仅仅几万甚至区区几千的借款，许多人最终家破人亡。

不谈各种恶劣至极的社会影响，仅从经济数据角度而言，近年来我国个人负债率的快速增长，也是一项需要警惕的问题。

自2014年开始，至2016年末，国内的个人负债率有过一段快速增长期。负债率约占比，从2014年时的不足GDP总量的30%，快速上升至45%。

而为了遏制这一趋势，官方曾经提出来一系列的调控措施。那几年屡见报端的“去杠杆化”，既是针对企业的，也涉及到个人。

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凭借各种监管、调控手段，至2019年末，这个负债率的红线，基本被稳定在了55%的红线之下。尽管这个数据并不好看，但比之全球其他主要国家，已算得上“克制”。

但就在2020年初，突然而至的新冠，以及随之而来疫情全球，又令那原本已经趋缓的负债率曲线再度上扬，直对着那条官方画下的“红线”，跃跃欲试。

在如此的大环境之下，蚂蚁集团依托其大数据优势和背靠顶级电商平台的优势，一旦其挥舞起收割的“镰刀”，破坏力将远非以前那些小贷平台所能比拟的。

成为驱动社会的正向力量

若是从有益于社会角度而言，真正“好”的那类消费贷，应该是什么形式的呢？

显然，对象应该是那些暂时没有钱，但未来能够实现收入显著增长的人群。

假设有这样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：

暂时，他还没有稳定的工作，但未来“注定”将入职阿里巴巴。

这位未来的阿里骨干，虽然暂时口袋空空，但是脑袋却不空，心怀着想去远方看看的梦想。

而在这个时候，蚂蚁集团能够给他一笔多达几万块的先钱，利息每年几分，期限最好有个三年五载的，能够让一位未来前途远大的青年人，在有闲但是无钱的时候去开阔视野。那么，笔者在这里可以说——这当然是对社会的一种促进！

趁着大好年华，借笔钱去满世界看看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——只要他事后能还得起

因为这位年轻人开阔视野回来后，就会入职阿里巴巴，艰苦奋斗。很快职级就能P5、P6，一路向上，收入自然也水涨船高。几万块钱的消费贷，对他来说这算事吗？

但事实上，大数据根本无法预测这位同学是否能谋得一份好差事，而且消费贷现有的业务模式也绝不可能以年为期限把钱给借出去。除了房贷、车贷外，绝大部分消费贷的期限只有几个月，最长不过半年、一年。

显然，消费贷实际能起到的作用，仅仅是诱导年轻人提前消费而已。

金融公司能赚到了利息和手续费，但是一个年轻人很可能会为其年轻时一笔不成熟的借贷吃足苦头。

不过，这里并没有彻底否定消费贷的意思。消费的适度繁荣，有助于推动社会的繁荣。特别是在疫情仍旧肆虐的今日，当两年多来我们的外贸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之时，国内的“大循环”在今日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
最典型的例子，便是2020年下半年。当时，全国性的疫情刚刚过去，但封城带来的萧条依旧。为了重启地方经济，各地政府开始各自出台政策，向社会发放各种消费券、代金券。

因为没有这些必要的消费，商品的流通就会阻塞，生产产品的企业就会因为资金回笼问题，而面临破产风险。

而投下这些消费券、代金券，则能够起到以优惠带动消费的效果，促使市面上紧缺的现金，快速流动到市场内，从而避免了许多优质企业因为缺少“活水”倒闭的危机。

从某种角度来说，其再社会经济方面的意义，与消费贷是相似的。当然，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“度”的控制，以及由谁来控制。

大如蚂蚁集团这样的平台企业，如果仅仅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标来经营，即便其只是在法规、监管要求的范围内做最大限度的“放开”，也必然会造就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一代“卡奴”。

与之对应的，也许短时间内，社会经济会因为一波突然而至的集中消费而得到强烈的提振。然而要不了多久，就会因为后继乏力而回到原点。

更为严重的是，如果企业贸然将这种短期的泡沫繁荣视为常态，并将业务甚至生产计划以此来展开，那么结果必将是和超前消费行为一起，彼此互相“绑架”。最终，全民性质的寅吃卯粮奇观，几乎不可避免。而这，也正是今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。

当然，作为当今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，美元是可以从全世界首个“铸币税”的。

就像2008年的“次贷危机”，以及2020年新冠全美大爆发后的经济窒息问题。在两次重大金融风险来临之际，美联储都毫不犹豫地无视基本金融规则，启动“核动力印钞机”通过吸全世界的“血”来解决美国的问题。

然而这种特权，是目前的人民币所不具备的。

毫无疑问，经此之后，许多人又会条件反射式地喊出“国进民退”“与民争利”之类的话。然而值此特殊时期，更因为蚂蚁集团早已是个被贴上了“大而不能倒”标签的，全民性质的超级金融平台。无论其背后的资本是否愿意，它都必须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。

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。

纵观我们的历史，在所有史记录“国进民退”的时代，这个“民”，指的都不是那些被真正遭到镰刀“收割”的小老百姓！